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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特聘專家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李曙光:請為中小企業減稅負
發布時間:2012年03月18日 來源:金融界

    近年來,政府出臺了多個法律和政策,以支持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知名經濟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近日在廣州指出,中小企業在產權、投資、金融、經營和司法等領域遇到一些體制性困境。他建議從“頂層設計”上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改革立法、稅制和財政預算,同時打破司法層面的地方保護主義。
  中小企業面臨體制性困境
  贏周刊:中小企業的發展存在哪些問題?
  李曙光:中小企業在中國的發展存在幾大問題:一、比重大,但是是體制外的。二、吃力重,稅負
高,對手強。中小企業承擔著很大的就業職能,還有為國家作稅收貢獻的職能,但經濟政策、公共政策并沒有為中小企業徹底減負。中小企業的對手很強,有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等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在夾縫中生存。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年專門開了一次會,提出對小微企業稅負減半的政策再延長兩年。我覺得這遠遠不夠,現在中央政府手中那么多的錢,可不可以為受到沉重壓力負擔的中小企業減負呢?特別是稅的負擔。三、中小企業的狀態是有企業無產業,或者說無產業創新。別看中小企業這么多,實際上大量中小企業是在一個維持生存的狀態。沒有形成一個產業鏈、上下游,沒有形成有自主的品牌、知識產權、商標權、專利、發明。四、多跑路,抄近路。所謂“多跑路”,就是好的企業做了一段時間都跑掉了,壞的企業做不下去也跑掉了。中小型企業的老板、企業家們,資本轉移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把大量財富轉移到海外。中小型企業一般是私營企業,民營經濟整個生存的環境比較差,發展空間很小,而且它的問題很多都被忽視,但一出事就是大事。有些問題不是純粹的技術性問題,現在遇到的問題更多的是體制性的困境。
  贏周刊:體制性困境指的是什么?
  李曙光:中小企業遇到的體制性困境,有三個方面:第一,政經體制的困境;第二,產權保護和經
營環境的困境;第三,司法救濟環境的困境。
  中小企業、民營經濟之所以遇到這么多的問題,首先是政治經濟這個大的結構性環境面臨的問題,
我把它叫作“政經體制環境”,它包括政府的角色定位、競爭平臺和競爭對手、要素市場的環境、文化商業環境四個方面。今天政府的公司化、商業化現象越來越嚴重,政府的職責和定位應該是保護、營造、建構一個更好的市場經濟的環境,而不是直接“下海游泳”。民營企業家現在是“攻官”,而不是“攻關”,民營企業家行為的導向發生變化了。同時,中國存在一個龐大的國有企業群,對國企要有一個長遠的政策定位,就是要對它有一個戰略性的重組、結構性的調整,要有進有退、多退少進。如果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市場經濟中無非就是三大方面:市場經濟的主體是消費者個人的選擇與需求;第二是企業、組織的選擇和需求;第三是要素市場,包括生產資料、原材料等。市場經濟健康與否關鍵要看這些要素市場。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更多的精力放在國企改革上了,要素市場的改革進展比較慢。例如,土地市場現在仍然有使用權的轉移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資金市場、資本市場、金融市場。
  這么多年來,政府對金融、資本市場管控得比較嚴。在宏觀調控、金融管控的體制下,民營企業、
中小企業只能建構自己的民間金融市場,找一些私人的錢莊來做民間借貸,來維持它的發展。所以政府對于金融市場的窘境,對于很多中小企業缺乏資金的窘境,要承擔一定責任。這么多的中小企業等米下鍋,沒有米去向外人借不可以嗎?
  另外,文化商業環境中“副制度”現象嚴重。現在社會存在兩個制度,一個是政治制度,完全按照
國家的正規的程序、法律法規做事。另外是“副制度”或“輔制度”,實際上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以前叫“潛規則”。“正制度”沒有人用,“副制度”大行其道,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和辦事的規則體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越來越深化到每一個人的血液中。
  第二是產權保護和經營的環境。好的制度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費用。中國在產權界定的環節
,交易費用是非常高的,很多國有資源的界定不是很明確。還有個比較大的問題是知識產權保護。另外,中小企業的稅負重,中國缺乏《稅收基本法》,缺乏稅收法定主義,有哪些稅種,有什么樣的稅基、稅率,應該是非常清晰的。中國現在單項的稅法很多、很亂,還有一個稅制外的費。最后是合同履約環境非常差。在市場經濟的經營環境中,應該保護合同履約環境;可中國現在不平等、有瑕疵的合同特別多,整社會履約的環境非常差,中小企業怎么生存發展?
  司法救濟的環境也需要認真反思。一個社會公正、正義的底限是靠司法,當整個體制性的環境比較
弱的時候,司法就成了最后的救濟。中國目前的司法存在三方面問題:一,“司法負能動”。司法去做政府的工具,聽政府的。對本地的債務人、與利益有關的案件,法院馬上就把管轄權、執行權搶過來。這種現象叫“司法的負能動”,司法機構成為利益、地方政府的工具。二,經濟行為的犯罪率很高。市場中的很多行為要給一個寬松的空間,很多經濟行為非常復雜,不要急急忙忙定罪判刑,要給一個更好的司法寬松的空間。三,司法界的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對于外地債權人、外地投資者采取歧視的態度在現實中經常存在。
  改善頂層設計激勵中小企業
  贏周刊:對于這些困境應該怎么破局?
  李曙光: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是要建立法制的市場經濟。第一是頂層設計。對中小企業的體制性困
境,頂層設計主要涉及到幾個方面:要改造政經環境。官正商清,治商先要治律。要把商業環境搞好,先把官員搞好。要把政府變成一個責任政府、依法行政的政府;國退民進,按照十五屆四中全會的規定大多數國企應該退出競爭性領域,給民營經濟創造一個更好的發展環境,對于一些涉及到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的國企要保留,但是是極少數;要進行公共預算和稅制的改革。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帶來了《預算法》的制定,但現在看來《預算法》有比較多的問題,而且這個法已經有18年沒修改過了;對國有資本金的預算要做比較大的改革。要把上繳的幅度擴大,比例應該提高,起碼有50%以上,上繳利潤的支出要很清楚,應該更多地進入民生、社會保障預算;某種程度上應該允許部分地方有一定地方稅收的收取權力,特別是在有資源的省份。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要允許有一定的地方自治權;重要法律的改進比如“新36條”要加快落實、修訂《中小企業促進法》、加快修改和落實銀行法律中《商業銀行法》和《貸款通則》等等。
  其次,建議設立國家層級法院體系。司法機構既要有權威,又要保守。對于很多民營經濟發展中出
現的現象,要以柔克剛,先禮后兵,不要動不動使用專政武器。國家應該有兩套法院體系。一套是國的,一套是地方的。地方層級的法院體系,比如中院和基層法院,更多的是處理一般的地方民刑事案件、民商事案件;涉及到稅收、土地、破產、涉外等案件,應該是由國家層級的、跨地的法院去受理,要上訴,由上級法院受理,不應該由地方法院受理。現在很多案例保護地方的債務人,不保護外地的債權人、投資者,這在破產類案件中問題特別突出。
  另外,要建立市場經濟中的信用、保護、落實機構。在其他國家都有破產管理局,在英國、美國叫
托管人辦公室。中國現在大量企業破產不申請破產,直接注銷、吊銷、逃跑了。中國整個市場經濟的信用監管機構、垃圾信用、垃圾掃除機構沒建立起來,我一直主張在國務院下面設置一個直屬的破產管理局,來監督、打掃市場經濟的信用垃圾,推動破產法的實施,起訴那些對于企業的失敗負有責任的高管人員。還有,《反壟斷法》在實施中也有很大的問題。
  如果中國在頂層設計、重要的立法推進、政策推進以及在執法、司法方面提供比較好的市場經濟的
環境,提供一個好的中小企業發展的環境,提供一個比較好的體制環境,那么中國的中小企業、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一定會大大改善,能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繁榮的引擎、基石,也能為中國整個社會的穩定、就業形勢的改觀、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導,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任。現兼任中國經
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中國經濟法研究會常務理事,最高人民法院破產法司法解釋起草小組顧問,國際破產協會中國委員會主席,美國破產學會(ACB)終身外籍會員等。全國人大財經委《國有資產法》、《破產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等立法起草小組成員。自1993年始,先后參與《國有資產法》、《破產法》、《合伙企業法》、《中小企業促進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等法律法規以及國務院有關國有企業改革政策與非公經濟發展政策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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